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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反洗钱研究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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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黑白芝麻理论与中国银行业反洗钱激励机制的构建  

2016-12-10 23:17:20|  分类: 银行业反洗钱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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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芝麻理论与中国银行业反洗钱激励机制的构建
严立新  2010-10-27
作  者:严立新    
出  处:上海金融
单  位: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    
摘 要:通过一个符合现实的模型推导,本文证明了激励机制对于反洗钱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当前我国约束机制尚不完善的环境下,更应该侧重激励机制的建立与运用。中央银行给予商业银行一定的成本补偿和利益激励,至少对于反洗钱效果是一个“帕累托改进”。本文得出了三个命题。命题1:商业银行配合中央银行反洗钱的最优水平,与其直接或间接参与洗钱而得到的收益呈反向关系;与其识别“黑钱”的难易程度、与其直接或间接参与洗钱而受到的处罚力度以及与中央银行对其反洗钱给予的激励分成呈正向关系。命题2:为实现更好的反洗钱效果,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反洗钱制度安排宜采取惩罚与激励并举的搭配策略。命题3:当反洗钱的难度不断提高时,中央银行宜采用“侧重并加大激励”的措施。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从一缸、一坛到一碗的黑白芝麻理论”,并为中国未来反洗钱工作提出相应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反洗钱,激励机制,银行业,黑白芝麻理论,中央银行,约束机制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政府各部门、商业银行、新闻媒体等各界对于反洗钱工作的重视,中国反洗钱工作在法规体系建设、协调机制建设、反洗钱监管、案件协查、反洗钱国际合作和反洗钱宣传培训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如下两个指标则反映出一个令人十分尴尬的局面:一是在2004年包括人民币和外汇在内的所有共20.24万笔可疑交易中,最终被确认为“洗黑钱”并受到法律惩罚的只有50笔,仅占全部可疑交易笔数的万分之二点四七,真可谓“万里挑二”,而目前在美国,对应的比例则高达5帆,是我国的2024倍,可见,仅就反洗钱目标诉求而言,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上报的可疑交易几乎都是“垃圾信息”。2008年,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共收到金融机构报送的可疑交易报告6891.5万份,而最终人民银行只发现其中1392个具备高度洗钱嫌疑的重点可疑交易线索,并向侦查机关移送线索和报案752起,而各地侦查机关根据这些报案线索立案侦查的只有215起,占到所有可疑报告的万分之零点三。仅从数据看,对于洗钱犯罪分子而言,这样的被发现几率和被惩处的概率非常低,政府部门打击此类犯罪的震慑作用几乎可以忽略。可见,目前我国反洗钱的效率仍然处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
  究其原因,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金融交易的日趋频繁、我国与国外的联系不断紧密,“黑钱”被更好的包装,更不容易被识破,这给中央银行识别“黑钱”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而对于商业银行来说,由于被中央银行查处反洗钱“不作为”或“失职”的概率极低,就不怕因默许甚至配合洗钱而受到惩罚;由于没有必要的激励机制,也就没有动力主动配合中央银行进行反洗钱工作。因此,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商业银行,对大额可疑交易采取“防御性”报送的现象比较普遍。面对大笔资金,有时不管其“黑白”,对其来源睁只眼闭只眼,故意忽视,不加深入认真的甄别,照单全收。
  造成这种尴尬现状的原因有如下几点:第一,反洗钱政策的制定者和部分学者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打击洗钱犯罪是法律规定的各级组织、集体、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因此,尽职尽力便是理所当然,银行业也不例外;第二,银行业反洗钱是利国利民的行为,同时也有利于其自身加强内控,提高声誉,遏制腐败等等,故不应要求国家给予经济补偿或奖励;第三,欧美发达国家的反洗钱机制较为成熟,反洗钱激励在他们的反洗钱总框架中占据的分量也不重,所以我们也不必在激励方面有所作为;第四,反洗钱约束机制尚未完善,现在还谈不上建立激励机制。基于上述原因,目前,国家对银行业的反洗钱工作只赋予了完全的义务和责任,而激励措施则基本空白。
  我们认为,我国的反洗钱机制由于起步较晚,发展时间较短,法律法规尚不完备,加之新闻媒体开放程度不足,社会信用程度普遍不高等原因,存在诸多问题,如果单纯“复制”欧美国家的反洗钱机制,显然在中国会水土不服。因此有必要根据中国自身的反洗钱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洗钱机制。而本文的分析则将证明,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反洗钱行为给予一定的激励,将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
  
  二、文献回顾与评论
  
  (一)文献回顾
  
  
目前国内已经有一些学者意识到了激励机制对于提供反洗钱效率的重要意义。
  
  1、原永中(2003)
  

  原永中(2003)指出,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在反洗钱问题上的行为构成了一个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并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将呈现博弈均衡状态。作者分析认为,根据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进行检查的概率和处罚情况,商业银行可以决定其在反洗钱方面的努力程度。中央银行通过对商业银行的检查结果来决定其对商业银行的检查概率和处罚金额。
  由于中央银行的检查概率和商业银行的努力程度逐渐向均衡状态收敛,系统最终会达到均衡状态。
  作者的基本结论一是中央银行对协助洗钱的商业银行进行惩罚能够提高反洗钱的成效。二是当中央银行把反洗钱行动中收缴的“黑钱”的一部分作为奖励返还给商业银行时,商业银行的反洗钱收益增加,这将会激励商业银行配合中央银行的反洗钱工作。
  
  2、朱宝明(2004)
  

  朱宝明(2004)分析了两个博弈,一是洗钱者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博弈,另一个是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博弈,这两个博弈都是不完全信息下的静态博弈。在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的博弈中,朱宝明借鉴了原永中(2003)的模型,并将创造出的“谨慎程度”一词用来刻画双方的行为策略。以此,作者构造出了中央银行检查概率与商业银行努力程度达到均衡时的双方成本的支付矩阵。见表1。
  

表1: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不同谨慎态度的成本支付矩阵
2016年12月10日 - qd80896666 - 青岛反洗钱研究工作室
 
  
  根据这个支付矩阵,我们可以看到,当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都适度谨慎时,可以最小化社会成本总额,适度谨慎成本决不会超过任何其他战略组合下洗钱的总社会成本。当事人都不是保持适度谨慎,而是太多或太少谨慎,则每个当事人都必须承担一些成本。当一方当事人适度谨慎而对方不适度谨慎时,后者必须补偿前者的任何损失并且补偿前者的谨慎成本。当双方当事人都适度谨慎,由某些规则来分摊各自的成本。
  朱宝明(2004)的主要结论与原永中(2003)基本相同,同样强调了中央银行在反洗钱制度设计上要充分考虑到建立激励机制,有效地影响监管机构的检查概率和商业银行的努力程度。所不同的是,前者又考虑了其它监管方式或其它国家的行为这些外生变量对于中央银行反洗钱效果的影响,进而认为健全法律法规,培养反洗钱意识,用法律手段创造良好的环境,并且加强国际合作,对于打击洗钱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3、苏浩宇(2004)
  

  苏浩宇(2004)考虑到了商业银行在反洗钱过程中的外部性,将反洗钱行为看成是一种公共商品。商业银行要打击洗钱,一方面需要设立专职人员,占用专柜,配置专用设备,并且查处的“黑钱”要悉数上交国库,花费很多,成本很大。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开展反洗钱工作,必然要加大对客户信用、资质的审查,这样原来相对宽松的管理变得非常严格和复杂,势必会损失大量客户,造成收益的下降。反洗钱虽然可以给整个国家和社会带来一系列的好处,但商业银行并未直接获得收益,因此缺乏反洗钱的动力。
  作者的结论仍然强调了激励机制的重要性,即要使反洗钱工作顺利开展,提高反洗钱的效率,必须建立成本补偿机制。其创新点之一是提出了“反洗钱制度建设成本”这一概念,并认为通过制度建设来开展反洗钱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4、杨胜刚(2005)
  

  杨胜刚(2005)以委托--代理模型为工具,探讨商业银行的反洗钱现状、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在反洗钱方面的博弈关系;并在假定反洗钱约束机制已存在的前提下设计激励机制以诱使商业银行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符合监管机构目标的行动。作者首先考虑了反洗钱过程中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的博弈关系,得出了约束机制的必要性,即商业银行报告的概率越小,监管机构越要积极进行查处;监管机构查处力度越小,商业银行则越倾向于不进行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
  接下来,作者又运用“委托--代理”模型证明了激励机制的必要性。其模型认为反洗钱的效果由商业银行反洗钱的努力水平和一个外生的随机变量之和所决定。由于中央银行不能观察到商业银行的行动,即后者反洗钱的努力水平,只能观察到结果,即后者反洗钱的成效。因此,对于风险厌恶的商业银行,为使其努力水平达到社会所需要的最优水平,中央银行必须对其分享一部分利益分成。并且,商业银行努力的成效越好,即商业银行更善于发现和打击“黑钱”,这一分成水平就应当越高;而商业银行越是风险规避,这一分成就应当越小。
  
  (二)文献评论
  
  
上述各自的文献所采用的方法和视角有所不同,如原永中(2003)采用的是“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模型”,朱宝明(2004)采用的是“不完全信息下的静态博弈模型”,苏浩宇(2004)采用的是“公共产品经济学”视角,而杨胜刚(2005)则综合运用了“不完全信息下的静态博弈模型”和“委托--代理机制”。总之,上述文献在强调了约束重要性的同时,也都意识到适当的激励,即中央银行对于配合其进行反洗钱工作的商业银行给予一定效益分成的必要性。
  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反洗钱约束--激励机制的研究在不断地深入。例如,原永中(2003)对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博弈双方的支付函数只是列出了一个一般函数形式,简单地规定了这个函数的凹凸性,但没有得出具体的解析式;朱宝明(2004)在此基础上,列出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各自采取不谨慎、有点谨慎和适度谨慎三种策略下双方的支付矩阵,虽然有了具体的数字,但却没有构造出一个统一的解析式来加以概括;杨胜刚(2005)最终构造出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支付函数的具体形式,并进行了推导。
  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上述文献的某些不足之处。
  首先,上述文献均假定商业银行对于已发现的“黑钱”,所采取的态度是,要么将其完全上报给中央银行,要么完全将其“洗白”或“默认洗白”。而现实情况下,商业银行面对“黑钱”往往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仅将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上报给中央银行。
  第二,虽然上述文献都强调了中央银行给予商业银行适当分成比例的重要性,但却均没有找到这一比例的最优水平。的确,如果分成比例为零,商业银行没有任何动力反洗钱。但如果分成比例过高,超过了最优水平,又会使中央银行无法承受,商业银行也会为取得更多的分成而投入过高的反洗钱成本,结果反而是适得其反,得不偿失。杨胜刚(2005)虽然发现了最优分成比例与商业银行发现“黑钱”的能力与风险厌恶程度有关,但模型却并不简洁且不符合现实。
  第三,激励和约束作为中央银行控制商业银行反。洗钱活动的两种手段,两者之间应当存在着一定的替代或者互补的关系。为实现最佳效果,中央银行应当合理地搭配使用,而上述文献均没有研究两者最为恰当的比例关系。
  第四,当外界环境变化时,即由于高科技的发展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反洗钱将会呈越来越困难的发展趋势。同时,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黑钱”占整个经济总量的比例也在不断变化。此外,正如上述文献所指出的,法律、社会舆论、其它机构或地区的合作程度等外生变量对于反洗钱同样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研究在外界环境变化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的激励与约束两种手段如何进行相应的调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建立一个更为完善的模型对于上述几点问题加以深入的分析,以弥补上述模型分析的不足之处。
  
  三、模型分析
  

  洗钱会带来很大的社会成本,但反洗钱过程本身也需要付出成本。单纯以打击甚至根除洗钱作为目标,将付出巨大成本,甚至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打击洗钱,在考虑洗钱导致的社会危害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反洗钱这一过程本身要付出的代价,要在两者之间进行合理的权衡。在洗钱与反洗钱的过程中,存在着“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洗钱者”三方的博弈。对于中央银行来说,“洗钱者”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外生变量,因此,本文在委托--代理框架下,重点研究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博弈过程。
  
  (一)前提假定
  
  
在正式进入模型分析之前,我们首先做出符合现实中的5条前提假定。
  1、“黑钱”完全通过商业银行进行清洗。
  2、商业银行为风险中性的利润最大化主体,并且我们进一步假定本模型中的商业银行为“代表性”银行,以便通过其行为来体现整个商业银行业的洗钱现状。
  3、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具体体现在商业银行比中央银行在识别“黑钱”方面有更大的优势,最终商业银行只将“黑钱”的一部分上报中央银行。
  4、中央银行即要考虑洗钱导致的社会成本又要考虑反洗钱而自身付出的成本。
  5、中央银行本身在识别“黑钱”的能力弱于商业银行,并且“黑钱”的识别要依赖于外部环境,如当事人的举报、新闻媒体的开放度、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等。因此,中央银行最终识别“黑钱”的概率为外生变量。
  
  (二)成本函数
  
  1、商业银行的成本函数
  

  ymb=(1-e)((1-p)γ-pβ)+eα-c(1-e)(1)
  
  2、中央银行的成本函数
  

  ycb=(1-e)2+α+kβ (2)
  说明:ymb为商业银行的收益;p为中央银行最终识别出“黑钱”的概率,亦即中央银行查出商业银行洗钱的概率;e为商业银行将其已识别的“黑钱”向中央银行上报的部分;γ为商业银行配合洗钱而得到的收益比例;β为中央银行一旦发现商业银行洗钱对其处罚的力度,这里要强调的是,β并不需要大于1,只要大于γ即可,此时意味着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洗钱行为的惩罚大于商业银行在洗钱中获取的收益;α为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反洗钱给予的激励分成;c为商业银行识别“黑钱”的成本参数;(1-e)2为由于洗钱而带来的社会成本;α+kβ为中央银行反洗钱所付出的成本;k表示中央银行的激励与惩罚两种策略的相对难易程度,ycb表示中央银行的成本,即因洗钱导致的社会成本和中央银行反洗钱自身付出的成本两者之和。
  我们可以看到,在本模型的分析框架下,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构成了一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博弈。此模型的外生变量为中央银行最终识别出“黑钱”的概率p、商业银行识别“黑钱”的成本参数和商业银行配合洗钱而得到的收益比例γ;对于商业银行,内生变量即商业银行的可控变量,为其将已识别的“黑钱”向中央银行上报的部分e;对于中央银行,内生变量即中央银行的可控变量,为一旦发现商业银行洗钱对其处罚的力度β以及对商业银行反洗钱给予的激励分成α。下面我们根据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反应函数来求出双方的最优决策水平e*、α*,和β*
  
  (三)商业银行上报“黑钱”的最优比例
  
  
我们首先分析商业银行的最优决策行为。在中央银行已选定某一激励与惩罚水平下,商业银行为实现最大的收益,应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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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推导,我们可以得出商业银行上报给中央银行的“黑钱”的最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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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分析e*与相关参数的关系,对“3式”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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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我们还可以得出α与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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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我们得到命题(1)。
  命题(1):商业银行配合中央银行反洗钱的最优水平,与其参与洗钱而得到的收益呈反向关系,与其识别“黑钱”的难易程度呈正向关系,与其因参与洗钱而受到的处罚力度呈正向关系,与中央银行对其反洗钱给予的激励分成呈正向关系,与中央银行查出其洗钱的概率呈正向关系。
  
  (四)中央银行的激励与惩罚的最优搭配
  
  
下面我们来计算中央银行根据商业银行所选择的e*来选择最优激励与约束α*与β*
  将“3式”代入“2式”,并整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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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实现ycb最小化,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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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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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式”与“6式”联立,可求出ycb最小值时α*与β*应满足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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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我们得出命题(2)。
  命题(2):为实现更好的反洗钱效果,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反洗钱制度安排宜采取“惩罚与激励”并举的搭配策略。
  γ一般为固定值,下面着重考察p和c变化时对α*和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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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要指出的是,“p的减少”与“c的增加”都意味着“黑钱”更加不容易被识别,即表示反洗钱工作难度的提高。由此,我们得到命题(3)。
  命题(3):当反洗钱的难度不断提高时,中央银行宜采用“侧重并加大激励”的措施。
  
  (五)数值模拟
  
  
为便于直观观察,我们进行数值模拟。我们假定γ=0.1和k=l,分别对p从0.05增加到0.3和c从0.005增加到0.03,模拟计算出了α*、β*和e*。同时,我们也模拟了在α=O即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不采取任何激励时,商业银行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将识别的“黑钱”向中央银行上报的部分e’,在此基础上,我们比较了中央银行采取激励策略与否,商业银行将其已识别的“黑钱”未上报给中央银行的部分之比t,即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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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见表2和表3。
  

表2:中央银行识别“黑钱”概率增加时,α*、β*和e*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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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商业银行识别“黑钱”概率增加时,α*、β*和e*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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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表2,我们发现,随着p的增加,α*和β*不断减少。这说明,随着反洗钱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好,如法律法规的完善、舆论监督的加强,商业银行本身就会配合中央银行的反洗钱的工作,在模型中表现为e*(商业银行将已发现的“黑钱”上报给中央银行的比例)不断增加。此时,中央银行为了减少成本,自然也需要并且也可以相应地同时减少激励与约束。
  观察表3,随着c的增加,β*不断减少,α*不断增加。这说明,随着商业银行发现并打击“黑钱”的难度不断增加,中央银行应当减少对商业银行的惩罚而加大对其的奖励,即“诱使”而非“迫使”商业银行进行反洗钱。表3还显示,随着c的增加,e*不断下降。这说明,由于存在打击成本,反洗钱也有个最优水平,如果一味地打击甚至根除“黑钱”为目标,那结果反而是得不偿失。
  表2与表3都显示,t值介于1.7-1.95之间,远远大于1,而α*最高也不超过10-3数量级,甚至更小,远低于商业银行配合洗钱而得到的收益比例。这说明,约束和激励同时实施对于反洗钱的政策效果明显比单纯使用惩罚约束的政策效果更加有效,而中央银行仅需要支付微小的成本。
  
  四、一缸、一坛到一碗的黑白芝麻理论
  
  (一)反洗钱激励机制重要意义的现实明证
  
  
下面我们用现实的数据来进一步证明建立反洗钱激励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美国商业银行向监管机构每上报一笔可疑交易所需要的平均成本约为14美元,而我国目前上报一笔可疑交易所需要的平均成本约为80元人民币(银行业内部人士估算),而中央银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对这些上报的可疑交易进行辨别的平均成本为120元人民币(银行业内部人士估算)。如果中央银行对于商业银行进行适当的反洗钱成本补偿,以激励商业银行提高上报可疑交易的质量,即使效率只提高到千分之一,央行即可节约成本约1828.8万元。对于如此高的成本节约,中央银行完全可以将其一部分转移给商业银行作为成本补偿和利益激励,并且因商业银行的积极配合,中央银行付出的成本反而会减少。例如,《中国反洗钱报告》2005年显示,中国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共有专职或兼职从事反洗钱工作人员5253人,当前共检查各类账户多达11518890个,平均每人检查2193个,如此高的工作量,效率低下恐成必然。由100多万个账户中检查到的保存资料不合格的账户,仅为66726个,仅占所有被查账户的0.58%。
  
  (二)黑白芝麻理论
  
  
对此,笔者再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作进一步的说明:如果把“黑钱”比作黑芝麻,“白钱”即清洁的钱比作白芝麻,又假定商业银行上报给中央银行的“黑钱”总量不变,那么,目前各商业银行按中央银行的要求上报给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大额及可疑交易就是黑白掺杂的“一缸芝麻”。很显然,中央银行要从这“一缸芝麻”中甄选出“黑芝麻”,其难度大,成本高,效率低,效果差。而通过反洗钱激励机制的引入,各商业银行上报大额和可疑交易的总笔数由原来的“一缸芝麻”变为“一坛芝麻”,这将使得商业银行上报的信息质量大为改善,中央银行筛选“黑芝麻”的耗时缩短:成本降低,效率提高,这就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而一旦更优的“帕累托改进”的激励机制形成,各银行上报的大额和可疑交易的总笔数会进一步地由“一坛芝麻”变为“一碗芝麻”,即上报大额及可疑交易的总笔数进一步减少了,信息的质量却得到更进一步的提高,识别成本随之降得更低,反洗钱综合效果将达到更优。
  这正是笔者提出的有关反洗钱激励机制的所谓“黑白芝麻”理论。也就是说,反洗钱约束与激励机制搭配使用的过程即为中央银行力图促使商业银行上报大额及可疑交易的数量和质量由“一缸”到“一坛”再到“一碗”的过程。
  
  五、政策性建议
  

  “约束乏力,激励缺位”是目前中国反洗钱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本文的分析,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的反洗钱机制应当采用“强化约束,适度激励,约束与激励搭配实施”的政策选择。具体到“反洗钱激励机制”的建设,以下几条思路显得十分必要。
  
  (一)确立反洗钱激励机制的合法性和制度性
  
  
2002年,按照国务院要求,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外交部和国务院台办五部门联合上报,请示参与国际反洗钱合作,从此拉开了中国建立反洗钱制度的序幕。2002-2009年的7年间,中国反洗钱工作在法律体系、组织机构、制度安排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初步建立起了反洗钱制度。例如,全国人大于2006年10月审议通过中国第一部关于反洗钱工作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并于200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确立了中国反洗钱行政管理体制,规定了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义务。2008年,又对在原自然人犯罪的基础上增加关于单独犯罪规定,以有效地打击利用单位实施犯罪的行为。2009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外通报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于次日正式实施,将反洗钱从金融领域进一步扩展到非金融行业,如典当、租赁、买卖、虚构交易、彩票和赌博等。这些法律法规都强调了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反洗钱职责义务,却没有涉及激励机制问题。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认为,相关法律法规还应进一步修订,对“商业银行反洗钱成本补偿与利益激励机制”做出规定,从而在法律地位上确定中央银行对于商业银行进行反洗钱所付出的成本给予补偿,以激发商业银行进行反洗钱这一行为的动力。
  
  (二)物质激励要和精神激励相结合
  
  
物质激励是指通过物质和货币刺激的手段,鼓励商业银行反洗钱的工作。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收益分成和奖励。例如,中央银行如对反洗钱提供情报和线索的商业银行,在洗钱资金追缴以后,适当地依据其贡献大小给予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奖励。即使资金追缴不回来,国家也应该象征性地予以奖励。再如对追缴的非法收入对参与反洗钱的金融机构或外国政府实行分成制等。物质需要是个人乃至企业的第一需要,是人们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所以,物质激励是激励的主要模式,也应当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反洗钱活动最为主要的一种激励模式。此外,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激励,还可以考虑精神激励,如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商业银行反洗钱努力程度评估体系”,对于那些反洗钱成效卓著的商业银行利用国家级媒体进行宣传,扩大这些银行的知名度和提升这些银行的声誉和信誉。
  
  (三)多种激励手段与策略并举
  
  
具体说来,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反洗钱的激励,可以从如下五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放宽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监管。金融监管部门需要严格对金融机构建立和开办新业务的市场准入的管理,同时结合加强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的管理,防止不符合资格的人员负责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活动,尽可能防止洗钱犯罪集团操控金融机构。但是,对在反洗钱行动中积极参与的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可以考虑给予其分支机构准入、业务创新和人员任职等方面适当宽松的政策,不搞一刀切,实行市场准入监管的差别政策。
  其次是实行反洗钱评价制度。建立金融机构反洗钱效果评估制度,每年定期通报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情况,实行评级制,对积极参与反洗钱工作,做出重大贡献的金融机构给予较高等级评价,并将评价等级与金融监管部门提供的金融优惠政策挂钩,评价等级越高,金融机构享受的金融优惠政策就越多。
  第三是提供监管指导。为提高金融机构反洗钱实效,监管机构应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对金融机构采用具体的示范、建议、劝告、警告、鼓励、指示等非强制性监管手段,并辅以利益诱导,促使金融机构认真履行反洗钱义务。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监管机构要为金融机构建立反洗钱机制提供详细的制度建议,要细化反洗钱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是对追缴的洗钱非法收入实行分成制度。鉴于反洗钱工作所涉及部门和行业十分复杂,反洗钱工作的开展需要较大经费开支和较大成本投入。金融监管部门应对洗钱罚没收入实行专项管理,已收缴的非法收入在上缴财政后,应主要用于返还反洗钱费用支出。为有效调动和保护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积极性,国家应制定相应的洗钱非法收入分成制度,与在反洗钱工作中做出重要贡献的金融机构分享反洗钱成果。
  最后是实施行政奖励。对报告可疑交易,致使打击洗钱成果显著的,应仿效监察、反贪部门实行举报有奖;或者设立反洗钱奖励基金,对从事反洗钱工作的优秀金融机构及其专门工作人员给予一定金额的经济补偿或奖励。
  
  (四)适时调整激励-约束机制的搭配比重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参阅欧美各国反洗钱机制研究时,并未发现强调激励机制重要意义的相关文献,本文的模型对于这一现象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释:欧美国家的反洗钱机制中法律体系相当完善,组织框架相对完备,金融监管规范有力,约束机制强力有效。正是因为欧美反洗钱约束机制的强势有力,它们的激励机制才相对弱化。并且,我们的模型也计算出,中央银行给予商业银行的激励相对于约束是十分微小的,因此在约束强力的情况下激励机制就更显得不突出了,事实上欧美反洗钱机制中也存在服务方向,以创新产品为抓手,挖掘新兴产业的客户群。对新兴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采取差异化信贷策略,设计和推动创新产品,如知识产权抵押贷款、选择权贷款、并购贷款等,与产业基金、风投基金联姻,共同支持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
  最后,商业银行在结构调整中,要注重以人为本,加大对具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培养一批专门为中小企业信贷业务服务的专业团队、业务产品和客户经理,通过搭建风险共担平台、核心企业平台和重点区域产业群平台等模式,推进中小企业信贷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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